余宗良

　　1997年，我从家乡开化去了上海。

　　之前，家乡许多年轻人陆续南下广州、深圳，带回的电子表、录音机和电子打火机等新玩意，让我羡慕了一番。终于，我也提着衣物去了上海，各地有许多人和我一样来到这里。

　　初到上海，人生地不熟，我漫无目的地游走在华丽的大街上，仰望高楼，眼里闪烁着惊讶，心里却十分失落与孤单。那时的上海人很谨慎，看见我们，阿姨们会把手里的东西往胸前挪挪紧，然后努努嘴低声说“外地人”。叔叔们胆子要大点，有时会直截了当叫“外地人”。我们只能接纳这样的称呼，起码算是有人招呼。

　　现实生活中，上海人好像缺力气，而我们这些“外地人”的强项就是力气活。找到了互补性，我们就会有意识地在他们有所需时接近，比如帮忙搬一下煤气罐、抬一下物品。当然，如果是去远处搬运，上海人会先谈一个价钱，问去不去。事实上，不管他们出多少价钱，我们都会欣然答应。

　　有一次，我的房东刚下班，就拿着一个水瓢、拎着一个塑料桶，兴高采烈地对着我说：“浇菜去。”我好奇，便跟去了。菜地是老房子倒塌后的废墟，面积不大，离家不远，离水沟将近一里路，有刚种下的青菜、卷心菜、芹菜等。他露出满意的笑意，拎着空桶吹着口哨去提水。我跟在后面，问他为什么不用两个桶挑水。“怎么挑？”房东反问。

　　我说你等一下，然后小跑回住处，找了一根小木棍，去头去尾，留一米多点长，在两头用锯子锯一下，用菜刀对着锯处斜着慢慢削几下，形成凹处。我拿了个水桶，找了两根小绳子，一路小跑到了水沟边，说：“叔叔，这是挑水用的工具。”

　　我把两根绳子的两头捏在一起，打死结，再对折，麻利地套在水桶柄上，又打个活结。这下把房东叔叔看呆了，事后反复问我活结的打法。

　　桶里装满水后，绳子的另一头在“扁担”上又绕上两圈固定，我弓下腰，右肩伸进“扁担”下，慢慢直起腰，双手一前一后扶住绳子，稳稳地挑起水走着。第二趟时，我让房东叔叔试着挑。他刚起步，桶里的水就闹腾起来，我马上在地上抓了一把小草，放入水桶，水顿时安静下来，他看得目瞪口呆。我让他把双手轻轻地搭在绳子上，告诉他起步要慢，要一步一个脚印顺势走稳，这样可以增加平衡力。

　　返回的路上，我给房东讲解，真正的扁担是扁扁的，中间大两头渐细，这样会有韧性，挑起来更省力。房东叔叔竖起大拇指笑着说：“你们农村的孩子，真聪明！”

　　我们这帮“外地人”一年又一年努力，终于得到了上海人的信任和肯定，不知不觉中，他们喜欢听我们讲山村故事，喜欢和我们在一起聊天。突然在某天，他们对我们的称呼也改变了，男的叫“某师傅”，女性一般都按本地的叫法，叫“阿姨”为多。

　　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淌过。每到春节，回家是我最开心与激动的时刻。几年后，我在上海考了驾照，买了一辆小货车直接开回老家，亲戚朋友的招呼声更显殷勤。复去上海，启动车子，侧头看后视镜，村庄的影子越来越模糊，心生不舍。

　　来来去去，这样的生活过了十几年，我重回开化。在上海的那些日子，十几年漂泊的印记，我念念不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