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月寺

　　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，鉴真东渡无疑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事件。唐玄宗天宝元年（742），著名高僧鉴真法师受邀赴日弘法，前后六次东渡，历经九死一生，耗时12年之久，最终于天宝十二年（753）12月20日，到达日本的达萨摩国阿多郡秋妻屋浦（今鹿儿岛川边郡坊津町秋目）。屈指算来，到今年已经是1270周年了。

　　长期以来，不少人在介绍评价鉴真东渡的时候，往往只注意到了鉴真法师本人，而忽略了其他人的作用和贡献，譬如说随鉴真法师一同东渡的衢州高僧法载法师。

　　【一】

　　关于法载法师参加东渡之前的情况，文献中记载得很少，《第二祖法载和尚传》中称其“聪慧有高志，受业鉴真大师，博源戒品，深通天台教。在唐开法于衢州灵耀寺，名震当世。”《法载、义静二律师传》云：“法载、义静二律师，为鉴真大师徒，坚持律部、天台之道，尤所该贯。载住衢州灵耀寺，静住扬州兴云寺，齐名当世。”如果不是命运之神的垂青，也许法载法师会在灵耀寺讲坛授法，终其一生。但是，两位日本青年僧人的到来无形中改变了他的命运。

　　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（733），日本元兴寺僧人隆尊针对日本国内缺少名僧、不能主持授戒仪式的情况，提出到大唐聘请传戒师的建议。得到日本皇室应允之后，日本朝廷派出荣睿、普照两位青年僧人随遣唐使前往大唐留学，并担负聘请名僧到日本担任传戒师的使命。他们两人到达东都洛阳后，先是聘请大福寺道璿法师到日本传戒。之后得知鉴真法师究学三藏、教授戒律、济化众生，在当时佛教界享有崇高声誉，是更理想的传戒大师，于是，在唐玄宗天宝元年（742），前往扬州大明寺拜谒鉴真法师。

　　当荣睿、普照两人造访鉴真法师的时候，鉴真法师正在给众弟子讲经。荣睿、普照两人表达了对鉴真法师的崇敬之情，并言辞恳切地说：“佛法东传到我国，至今只初具规模，而无传法授戒的高僧。我国过去有个圣德太子曾说过，两百年后，佛教将在日本空前兴盛。现在时运已经到来，希望法师东游兴化！”鉴真法师为两位青年僧人的赤诚所感动，深觉日本与我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，互有佛缘。于是问向众弟子：“弟子们，你们中谁愿与我一道同行传法？”大弟子祥彦说，“日本远离我国，风浪险恶，自古以来百人往无一人至。生而为人已经不易，我们生在大唐，更为难得，实在不忍心远离。”其余弟子亦有同感，沉默不语。见此，鉴真法师态度坚决地说道：“这是为了弘法，生命何足惜？即使你们都不去，我一个人也照样东渡。”他的决心感染了众弟子，祥彦、道兴、道航、法载等21名弟子都表示愿跟随恩师东渡。

　　就在一切准备就绪，正待出发之际，却出现了意外变故。同行的道航认为高丽籍僧人如海品行不端，想让他留下。如海不满，就去官府诬告道航勾结日本意图谋反，官府派人搜查，逮捕了荣睿、普照和道航，并没收了海船。第一次东渡宣告失败。

　　面对失败，鉴真法师未曾介怀，甚至安慰荣睿、普照两人，“不须愁，宜求方便，必遂本愿。”然而航路漫漫、道途多舛，同年12月，因遭遇飓风，第二次东渡失败；之后第三次东渡，海船在舟山触礁。第四次东渡，信徒们担心鉴真法师安全，将其行踪报告官府，致使船舶在驶往福州途中，被官府追回送至扬州。第五次东渡，船只行至东海，狂风巨浪，迷途失向。随风漂流的14天中，淡水用尽，食物难咽，直至海南振州（今三亚附近的崖县）方才上岸脱离险境，随后几经磨难，鉴真法师一行辗转重新回到扬州。

　　【二】

　　由于长期的颠簸劳顿，荣睿、祥彦在北返扬州途中病逝，鉴真法师亦双目失明。听闻此事的法载法师匆匆从衢州乘船赶赴扬州，当看到鉴真法师容颜憔悴、双目无光时，不禁悲从心来，说道：“听到师尊船舶失事漂流到南海，我以为此生再也无缘聆听教诲，想不到今日能重见慈颜，幸赖佛祖保佑。想到未能追随左右，实在悔恨不已！”鉴真法师听后颇感欣慰，对法载法师近年来在衢州的弘法业绩不吝肯定，也表露出自己想再次东渡的想法。法载法师深受触动，暗暗下定决心要为恩师达成心愿，便与师兄弟们共同筹备再次东渡，他本人专管收集佛经、佛像和佛具事宜。

　　天宝十二年（753）11月15日，鉴真法师一行24人，乘坐日本遣唐使船舶，由苏州附近黄泗浦出发进行第六次东渡，法载法师欣然在列。在不懈努力之下，第六次东渡终获圆满成功，日本朝廷给予高规格接待，并给鉴真师徒一一赠授名位。鉴真法师被授予“传灯大师”“大僧正”和“大和上”称号，受到当时日本朝野的举国尊敬和爱戴。法进、思托、法载等被授予“律师”（仅次于僧正和僧都的高级僧官）。随后鉴真师徒被委任筹备立坛授戒相关事宜，天宝十四年（755），鉴真法师为日本高僧灵福、贤璟等80余人重授具足戒。从此，无论任何人，没有经过指定的戒坛受戒，就不能取得僧籍。在日本期间，鉴真法师不仅为日本佛教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，还将唐朝的建筑、雕塑艺术传到了日本；在传播汉语言文学、书法乃至医药学方面，也发挥了重大作用。日本人民称鉴真法师为“天平之甍”，意为他的成就足以代表日本天平时代文化的最高峰。

　　到达日本之时，鉴真法师已是66岁高龄，加之双目失明，健康状况远不如前。建坛设院、讲经授徒等许多细琐工作不得不由随行弟子代为完成，法载法师正是其中最受器重的弟子之一。在日本期间，法载法师不仅协助鉴真法师校正日本现行佛经中的谬误，并登坛讲解经疏，招收真璟、戒胜、寿高、增恩等弟子，进一步扩大律宗佛学的影响，他还秉承师命，全权负责监造唐招提寺，成绩卓著。鉴真法师在唐招提寺圆寂之后，法载法师受众人推举，成为唐招提寺的“第二祖”。唐招提寺后被定为日本国宝，直到今天仍然巍然屹立，参观瞻仰者经年不绝。在日本，法载法师的大名可谓妇孺皆知。

　　【三】

　　与日本的唐招提寺隔海相望，法载法师修行讲法多年的衢州灵耀寺也曾灵光普耀、香火鼎盛。

　　据史料记载，灵耀寺原名灵光寺，地处衢州市龙游县城中心，相传为春秋时代姑蔑王宫的原址。该寺始建于晋义熙年间（405—418），是龙游县历史最为悠久、规模最为宏大的一家寺院，足以与衢州的天宁寺相媲美。灵光寺于宋绍圣年间易名为灵耀寺，声名愈盛，成为协助官府掌管当地寺庙的核心。寺庙香火最盛时，禅师云集，檀信皈心，有“龙丘第一山”之称。宋时郑得彝有诗《灵耀寺》赞道：“境幻灵光西竺国，梦空姑蔑大槐宫。市云朝暮钟声外，墙月高低塔影中。琴鹤翁曾遗旧隐，百年凛凛尚清风。”

　　当时龙游古城东面、南面、北面被衢江、灵山江所围。一到汛期，两江之水便阻隔了三面的信徒前来寺中祈福，极为不便。经多方考虑，灵耀寺便在龙游县城的南、北两边各建了一座分寺。一座建在县城南15公里的罗家溪源头衢处古道上，一座建在县城北3公里衢江之阳的凤凰山上。如今，罗家的古寺已经消逝在历史的烟尘之中，而凤凰山上的竹林禅寺却历久弥新。

　　据相关考证，灵耀寺至宋、明及清，代有兴废，屡圮屡修。其前后有三进建筑：头进是天王殿，中进大雄宝殿，后进为毗庐阁。大雄宝殿于清代咸丰十一年（1861）被毁，天王殿和毗庐阁在光绪戊戌年间（1898）整修，1942年与1944年虽两罹日寇窜扰，均幸免于难。天王殿内有弥勒佛和韦陀二座佛像，过往行人都会前去探望。毗庐阁高达五丈，雕梁画栋，檐牙高啄。其中有一座最大佛像，称“毗庐佛”，高十余米，全身贴金，体态端庄，灿耀可鉴。毗庐阁东侧为经堂，堂内有释迦牟尼像，罩在二米多高的玻璃框内，另有小门通往“淡泊明志”室，是方丈的住处，外人不得随意出入。室旁小园，有株古桂花树，浓荫繁茂，幽静高雅。据说知县及以上官员出巡途经龙游时，大多借寓于此。

　　随着时光的斗转星移，灵耀寺也由盛转衰。孤峰上人曾作《灵耀寺偶成》七言一首：“龙丘古寺号灵光，宋代更名独耀张。佛殿久虚灯火熄，不堪回首感沧桑。” 到上世纪40年代，灵耀寺只剩前后两进的寺阁供人祭拜。解放初期又改建为碾米厂，70年代末连同原鸡鸣书院与三官堂两旧址并建为榨油厂。灵耀寺遗迹虽已不存，但其过去香烟缭绕、庄严肃穆的景象，常常引起后人的怀念与神往。